导读：涉医疗贪腐舆情多发提醒有关部门，需要构建新形势下的反腐新机制，让有效的制度约束破除医疗行业的顽疾。通过持续优化集采制度，建立符合底层逻辑、质效优先的分层保障体系，回归以疗效为核心的医疗本质。
近期，一则“药企被举报向四川多家医院上百名医生行贿”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举报材料提及四川省包括成都市、绵阳市、广安市在内多个城市的医疗机构，共计37家。据报道，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于5月15日下发《关于对举报材料进行核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卫生健康委依据举报线索组织开展调查，并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理。此事与群众身边的医疗反腐、药品集采质量争议、医学院培养模式质疑等热点形成连锁效应，加之大众代入“看病难、看病贵”体验，引发社会深层忧虑。
舆情热点叠加导致医疗信任体系遭遇多维度冲击
反腐案件引发信任危机。据中新网不完全统计，仅2024年就有至少350名医药卫生系统干部被查，其中有超180名医院院长或书记，涉及多家三甲医院。2024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共同发布《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同年12月，中央纪委更是多次公开点名医药反腐。公众认为，医疗反腐需要进一步触动利益结构根源。
医保资金安全存在隐忧。2021年， 《新京报》刊发调查报道《单县两千村民“脑中风”疑云，当地调查组介入》称，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城乡医保结算涉及2000多人没病成“脑中风”，37000余条医保结算记录存在问题；2024年9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曝光江苏省无锡市的无锡虹桥医院涉嫌骗保问题，后经查实，该院涉嫌欺诈骗取医保基金1179.2万元；此前，《今晚报》也发布过涉医保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网络资料显示，2021年至2023年，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共计审理涉医保诈骗案件318件，涉案总金额3523万余元，通过审理后追赃挽损金额2650余万元。多起类案之下，舆论追问“谁来守护我们的医保账户”？
药品集采政策受到质疑。2025年1月，上海市两会期间，20多名当地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联名提案，提出集采药品存在“降压药不降压、麻醉药不睡、泻药不泻”等问题；第十批国家药品集采结果发布，其中阿司匹林肠溶片每片3.4分引发舆论热议。
学术特权折损行业形象。北京市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医生肖某被实名举报婚内出轨多人，随着事件的发酵，涉事规培医生董某莹的履历引发全网热议，将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经国家卫生健康委通报，问题确认属实，舆论质疑相关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中资格审查、学术监督机制失效。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肖某在手术中擅自离场弃置全麻患者，形成“医术与医德双重塌方”，公众对医疗专业权威性存疑。
典型案例折射监督困局。2023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的案例显示，一台进价为1500万元的医疗器械，被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以3520万元的价格购入，院长一人“吃掉”1600万元的回扣；2025年，专题片《反腐为了人民》第三集《揭开腐败隐身衣》曝光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王茂生（技术精湛被誉为“王一刀”），身为三甲医院院长收取2亿余元回扣，在房子里专设夹层藏匿赃款等。上述案件均始于供应商或商人举报，而非制度性监管。在大众知晓的医疗反腐舆情事件中，不少举报人都曾是腐败链条参与者，因分赃不均和被踢出利益圈愤而自爆式举报，折射出一些医疗腐败网络的瓦解难以依赖传统监督机制的约束。
深层矛盾源自利益结构失衡与制度缺陷的共振
有观点认为，医疗腐败已形成严密的权力→利益分配秩序：医疗机构一把手、分管领导或科室主任等有拍板决定权的领导，以收取回扣的形式分走多数利益，但承担较低风险；一线医护或财务人员通过开单提成费、返点费、论坛讲座专家费等细水长流的方式获利，但面临暗访、偷拍等相对较高的被举报风险。这种结构导致两大恶果：
一是反腐动力异化。2023年，四川省纪委监委通报的资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刘学鹏案例中，刘学鹏借改革之名，将资阳市人民医院药品供应商从最多时候的200余家，压缩到与其有利益关联的7家，并最终缩减至5家，医院药品购销利益格局被打破重构。被边缘化的药商选择举报，本质是希望加入利益再分配，而
非维护公共利益。
二是风险传导于患者。据央视新闻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医疗领域腐败系列案件曝光后，该县人民医院立即整改，部分药品价格降幅超过46%，股骨胫骨骨折耗材费用由2.3万元降至1.2万元。药品、耗材采购总金额由2023年的5750万元减至2024年的3221万元，降幅约44%，这也侧面证实了此前虚高的价格最终还是由患者买单。
如果集采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会导致“价格降、质量降”的双输局面，动摇的将是政策公信力根基。药品集采的政策初衷是通过带量采购压缩虚高水分，但现实中存在三重疑问：
企业生存危机会不会倒逼质量下滑？在第十批国家药品集采中，阿司匹林肠溶片的中标价格低至每片3.4分，这一价格相较于集采前的市场价格，降幅为92.85%。有专业人士解读“为什么一致性评价容易变成一次性评价”认为，仿制药在评审阶段的标准较高，药品企业在申请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期间，可以按照较高的标准生产，也就是在原料和工艺上不打折扣，确保药品能够通过评审。然而，后续的监管局限性却为“一次性评价”打开了缺口。尽管药监部门在评审通过后会对企业突击检查、对市场上产品抽检，但这些检查主要集中在产品的最终结果上，而非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抽检通常仅化验药品中的有效成分含量和测试体外药品的崩解速度等指标，不深入探究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和质量控制措施。这种结果检查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它无法全面覆盖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关键环节，从而难以确保企业始终按照评审时的高标准生产。舆论担忧，当药品利润空间极低时，企业可能会为了压缩成本而采取省工换料的方式生产药品，即使这些药品在评审阶段是高质量的。比如，企业可能会使用含量达标但杂质超标的低质量原料来生产药品，虽然可通过后续的抽检，但可能影响药品的实际疗效。
医生处方权会不会被行政考核绑架？近年来，一些地方要求加强药品和医用耗材集采监管，其中，强化集采落地监管是重点。比如，有的地方要求医院将集采中选产品使用情况纳入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在该考核体系中，医疗机构不仅要完成约定的采购量，同时还考核其采购量在同通用名使用量占比等情况，占比不达标也会影响考核结果。舆论担忧，这样做是否会形成医生专业判断让位于单位行政考核的局面，衍生出诸多新的问题。
原研药消失会不会加剧治疗风险？据央视新闻报道，浙江省一名6岁儿童的家长发文称，孩子因支原体肺炎去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就诊，医院只能开出国产阿奇霉素注射液，后来辗转到浙江省儿童医院才用上了进口的阿奇霉素注射液。进口的阿奇霉素去哪里了？一时间，关于医院难开进口药的话题引发公众关注。进口的阿奇霉素因报价高于国产药流标后，迅速从公立医院消失，患者被迫自费院外购药，此类情况将问题指向医疗系统是否制度性剥夺医患双方的合理选择权。
重塑信任危机的关键在于制度正义回归
医疗领域贪腐案件多次引发舆情提醒有关部门，需要构建新形势下的反腐新机制，让反腐不再依赖利益集团的内讧举报，而是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通过持续优化集采制度的设计，建立符合底层逻辑、质效优先的分层保障体系，尝试弹性定价与质量溢价并行，强化集采药品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对省工换料的企业实施一票否决和信用惩罚，保障和尊重医生的处方自主权，回归以疗效为核心的医疗本质。探索推进医保制度整合，填平保障鸿沟与监管漏洞，提升统筹层次与筹资公平性，构建合理的“医药险”融合生态，推动商业健康险从事后报销转向按价值付费，形成多层次保障合力，将监管链条从事后追查延伸至事前防控。
医疗领域的信任危机本质上是利益分配失衡与制度设计缺陷的集中爆发，若任由医疗行业腐败、医保保障不足等局面持续，不仅会加剧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痛点，更可能引发公众对医疗体系的系统性质疑。
如何通过舆情热点转危为机，将反腐震慑效应转化为常态化制度成果，关键是要敢于刀刃向内，铲除顽瘴痼疾，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药品价格、医保统筹、权力监督等层面推出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唯有让每个医疗参与者成为体系维护者而非破坏者，让群众在“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中重建信任，才能实现从医疗反腐到健康中国的价值跃升。
作者系杭州市市场监管局 李文炜中共杭州市委党校 范海霞
